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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过器身到了国内以后，鉴于熊马两位先生对于重器回归的突出贡献，国家最终将藏品交给了上博收藏，湘博之前其实也在积极和新田栋一联系，双方还办过一个皿方罍的合展，现在却吃了个大亏，什么好处没捞到，还搭上了一个器盖，送到上博合二为一了。”
“直到现在虞唐基金开三峡文保联络会议，高至喜馆长在网络会议里见我一次还要抱怨一次。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要不是我将皿方罍的器身弄回国，皿方罍的盖子也飞不到上博去，实在被他缠得没办法了，只好将多年收集的长沙窑瓷器全都捐给了湘馆，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。”
所有人都听得莞尔，中国对文物重视程度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，在与会这些人心里都是要打上负分的，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或者说事情已经开始朝着好的一面转化，最起码周至提到的这些人，和周至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一样。
尽管周至将这个事情当成笑话在讲，但足以说明在中国起码已经有很多人对文物足够重视，不然也演绎不出这些故事来。
长沙铜官窑窑址位于今长沙石渚湖附近唐“安史之乱”后，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，与当地居民共同烧造陶瓷，称之为石渚窑。
长沙窑场于五代之际衰落，宋以后为历史所尘封，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为考古学家所重新发现。
长沙窑的技法和风格可视为宋代磁州窑式书画饰的端倪与前身，不过更加粗糙。
然而从贴花，刻绘，器型等风格来看，长沙铜官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桶外销瓷，具有大量的“异域风情”。
不但畅销于国内，而且远销东亚、南亚、西亚地区，最远抵达非洲东北部。
产品质量当然不如越窑，但是量大，价低，加上紧靠湘江，北近洞庭湖滨，水路交通十分便利，于是一条从湘江出发，经广州、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“陶瓷之路”逐渐形成，最终为长沙铜官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，创造了客观条件。
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同样的，长沙窑也大量通过长江三峡输入进了蜀中，尤其是蛮州，渝州一带，更是具有大量的遗存。
但是因为器物本身艺术价值不算太高，故而在收藏界不如何重视，在八几年的时候，夹川大街旧货摊子上一两块一个长沙窑瓷器随便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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